继8月1日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宣布自2008年11月1日起大面积提高出口退税率，受益者涵盖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合计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商品总数的25.8%。此次调整后，出口退税率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由于中国经济出口依存度在全世界大国之中最高，在全球经济下滑、我国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的情况下，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以保持出口适度增长，自有其必要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但厂商却普遍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倘若大面积倒闭，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安定都有可能造成重大冲击。

　　尽管如此，我们对出口政策调整效果的预期不宜过高。对于我国的不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言，在进口国普遍经济衰退、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即使加大出口激励政策力度，我们恐怕也不能指望其出口量保持较高增幅，能够保持不减少就已经算成功了。特别是我国在众多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已占据了很高份额，我们已有774种制成品出口量世界第一，玩具之类产品“中国制造”所占份额已经高达80%～90%。无论如何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指望这类行业出口数量继续维持两位数增速都是徒劳的，在当前以“滞胀+金融危机”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尤其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出口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首先，出口激励措施力度加大，意味着退税支出增长，正值财政收入增长急剧减速而预期支出大幅度增长之际，这项压力未必可以轻视。

　　其次，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仍未改变，这一格局给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通货膨胀、资产市场、对外资产管理等方面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风险，在次贷危机中，这种风险暴露得格外突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增长最快的外汇储备，它虽然发挥了避免国际收支危机的作用，同时也成了人家讹诈我们的工具，令我们的储备管理部门提心吊胆，国内社会非议上升。

　　而且，由于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经济动荡远远高于中国，尽管一部分进入中国的套利资本有回流母国救急之势，但也有很多资本视中国为安全港而急于流入，中国稳定国内经济成效越显著，这种潜在的资本内流冲击也就越大，上述问题的压力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倘无其他措施配合，加大出口激励措施力度将有助于加大贸易顺差，进而给上述问题火上浇油，对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我国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蕴藏着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目标背道而驰的矛盾：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来是提高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内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国民的收入，以便增强本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一点恰恰与本来目标背道而驰。只有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才内在地要求提高本国国民收入，以便为生产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才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本来目标。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已成国内外共识。而假如没有其他政策配套，过多地强化出口激励措施，固然可救一时之急，但对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却是不利的。

　　有鉴于此，在次贷危机的风潮之中，我们要救急，但更要转型，这种转型又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贸易本身的转型升级，提高贸易的效益;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靠外需拉动。就第一个层次而言，除了救助之外，更需要的是帮助企业在新兴市场、在流通和品牌环节等处开辟新天地，提高出口效益，避免出口激励措施升级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增长失控。就第二个层次而言，具体途径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种，前者是让出口减少，后者是推动内需增长更快于外需增长，我们更倾向选择的毫无疑问是分母对策。